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于1998年5月出版的韦君宜著《思痛录》（“百年人生丛书”之一）一书，经朋友推荐，我于1998年下半年详细阅读了一遍，感触良多。今年初，购到了一本1999年1月的第5次印刷本，又粗翻一遍。现在又第三次翻阅本书。
读了一些经过“反右”、“文革”的人所写回忆录及有关书刊后，实在不明白，所有的人都成了受害者，都在控诉。那么谁是害人者呢？难道仅仅是“四人帮”吗？全国几百万、几千万甚至更多的人所遭遇的迫害，难道都是“四人帮”亲手干的吗？稍微有点正常思维的人都会做出正确的判断。
从现有资料可知，当年一些受过迫害的人，包括一些文化界、学术界的名流，也整过别人，也做过愧心的事，有些人甚至就是从整人开始，而后变为被人整的。但在他们的回忆录及文章中，却只字不提整人之事，没有一点点忏悔，而只有控诉，只有受迫害的遭遇，即都是受害者，而没有害人者。
正是由于这样的背景，我才几次翻阅韦君宜的《思痛录》，对韦君宜先生的忏悔深感敬佩。说实话，在“反右”、“文革”中，韦君宜也是受害者。但在许多情况下，她也自觉或不自觉地伤害了一些人。如“三反五反运动”期间，韦君宜担任《中国青年》的总编辑，当时编辑部只有十四五个人，大的二十几岁，小的才十七八岁，没有具体的经济来源，是一个真正的清水衙门。但当时反贪污，要抓贪污分子。恰好青年编辑丁磐石，“却因为在交本月小组党费的时候自己忘了带钱，马马虎虎把别人的五角钱写在自己名下，就成了‘老虎’。我翻来覆去和他谈，叫他交代。他记也记不清自己到底是写了五角还是三角，我就在这几角钱的问题上穷追，我说钱多钱少不在乎，贪污的罪行是一样，叫他深挖思想动机。”这一出闹剧，由于当时收场较早才没有酿成大的冤案。在一般人的眼里，韦君宜不值得提这件事，更没有必要忏悔，因为她是在执行上级的指示，按上级的文件精神办事，与自己没有任何关系，更不是自己有意整人。但韦君宜并没有以此来推托，而是在真诚的忏悔。她说：“而我，实在是从这时开始，由被整者变成了整人者，我也继承了那个专以整人为正确、为‘党的利益’的恶劣做法。这是我应当忏悔的第一件事，所以记在这里”。
《思痛录》中像这样的忏悔还有很多很多，希望读者诸君多读一读这本书，尤其是经历过这些运动的人，更应该认真仔细地读读这本书！当写自己的“丰功伟绩”时，也将自己有意或无意，自觉或不自觉地整人、迫害人的实况记录下来，多一点忏悔，少一点控诉，给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一点生活的教材，让他们少走弯路。只有多留下一些真实的记录，真诚的忏悔，我们才能写出一部比较真实、全面、实事求是的“反右史”、“文革史”及中国现当代史。才能使后代“以史为鉴”，避免重演这样的悲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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